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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海鸥与波涛相遇：最高意义的批评是写作「思南读书会NO.401简讯」
2月19日下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文学报》评论部主任傅小平做客思南读书会401期，围绕文学报创刊40周年文集《如海鸥与波涛相遇：三十九位中国作家的文学课》，从评论、出版、新闻的不同角度讲述各自对当代文学场域的认识。傅小平担任主持。
拨开迷雾的追光灯
《如海鸥与波涛相遇——三十九位中国作家的文学课》回望了文学报创刊四十多来的温暖旅程，遴选出王蒙、迟子建、阿来、莫言等三十九位中国作家的创作谈、演讲、随笔札记、谈艺录等，对当代文学多元辽阔又生动深刻的图景进行了个性化展现。
关于书名，郜元宝认为用海鸥与波涛来比喻作家与评论家非常恰当，他说：“作家和评论家相遇的可能性太多了，相遇的方式也太多了。就如波涛和海鸥一样，不仅海鸥善于飞行，波涛也千变万化，而在海鸥和波涛之外还有广阔的天地，像文学世界的写照。”
在李伟长看来，《文学报》一直像一盏追光灯，是中国文学乃至一些世界文学重要的观察者。在这种观察中，虽然难免带入编辑个人的眼光，但是无论是个体眼光还是综合性打量，都能描述一个全貌。作为出版人、评论家与文学活动的策划人，他认为这种观察是一座“富矿”，借助这样专业甚至职业的观察者，才有可能走进迷雾一般的文学现场。
他谈到，在这本书中，39个作家的文体都不同，但每位作家都在真诚地讨论他的作品、他的思考、他理想当中的小说状态，以及他遇到的困难。
李伟长说：“我特别愿意听小说家谈困难，谈如何跟这些困难进行搏斗。这些困难都是一个作家难以逾越和他们需要面对的东西。这本书像一把钥匙，可以打开很大的世界，当然也取决于我们想去打开的门和锁有多大。”
灵魂的碰撞
傅小平表示，《文学报》开设专栏的初衷是让作家发出更多的声音。他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作家善于写创作谈或者善于评论，对本身创作有什么影响？二是评论家是否担心作家抢他们的饭碗，因为作家的评论有时甚至比评论家更有关注度和深度？
郜元宝引用了一句古语“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如果肺腑能说出病症，医生就失业了，那如果作家把问题全讲出来了，还需要评论家吗？但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他说：“知心好友聊天，一方说得好，对方就跑掉吗？知心好友之间，一方一句知心的话，会引出对方更加知心的话，这才有灵魂的碰撞。”
他提及汪曾祺曾将自己陌生的评论家李国涛所做的评论作为小说集序言，“可见作家和评论家如果同时写评论文章，对于胆怯的评论家来说，怕抢饭碗；对于有底气、有真正求知心、对作家创作奥秘有探求意识的人，他求之不得。其实，双方都是求之不得的。”
作为一直在文学现场的评论家，李伟长有过类似的担忧。他笑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书评就是关于一本书的相对专业、真诚的营销广告，而许多作家都比大部分书评人写得更好看、深入且友情，或者说更有“手感”。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读者对于作家和评论家的期待值不同。“当我们看作家创作谈的时候，我们会下意识把他的创作谈和创作进行连接，但又会期待他不要仅仅只谈自己的小说，可以谈一些更普遍意义上的文化问题、文学问题包括个人的经验等等。面对评论家时，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冷静、客观、准确、清晰的剖析，期望批评家给出更多的意见、价值判断以及文学脉络。”李伟长说。
同时，书中的创作谈让李伟长很受启发。比如阿来在创作谈中提出作家如何去书写当下发生巨大的变化，李伟长说：“一个好的小说家不会在这里谈方法论，不会告诉你应该怎样写小说，但可以提醒我们应该关注哪些问题。”
在阅读创作谈中，对于作家谈别人的写作和思考的部分，傅小平信任；对于作家谈自己写作的部分，他会有所保留。因为在大众媒体的环境下，他担心作家是否真切地表达了自己的实际想法。此外，还有一些作家创作谈和小说有着巨大的落差。
李伟长回应，事情背后的很多信息藏在叙述中，秘密之所以称之为秘密，就是因为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以及讲到什么分寸与尺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不会把刚才的问题当一个问题，“看作者讲这个事，讲得非常有趣、非常好玩，有自己的观察，我会把它当一个好文章来看。更善意地讲，如果一个人真的谈小说谈得特别好，而他又从事创作的话，我相信他早晚有一天会写得不错。”
蹲点写作与四处漂流
傅小平提出，一种作家一直在蹲点写作，一种作家一直在四处漂流，如何看待文学创作中的体验？
李伟长举出纳博科夫谈论的包法利夫人中的一个例子。包法利夫人和查理见面时，他们注意到窗户的玻璃上爬着一只苍蝇。纳博科夫觉得“爬”字，翻译得不是很准。苍蝇在玻璃上如何行走？它们都是搓着手走的。如果重点阐释这个细节，为什么福楼拜注意到一只搓手的苍蝇呢？这个苍蝇为什么搓手？从生物学上讲，苍蝇搓手有清洁作用。还有一种生物学观点，认为苍蝇搓手是一种性的吸引。这个细节用在《包法利夫人》中，就非常耐人寻味了，因为小说开始包法利夫人是一个渴望真正爱情的女人。
两种解释似乎都说得通，但问题马上又来了，福楼拜写的时候，可能想到这么多吗？“有时候我会理解为碰巧，碰巧苍蝇出现在福楼拜的眼里，碰巧苍蝇正在搓着手，碰巧出现在查理和包法利夫人见面的那个瞬间。所以，不管是历史经验还是现实生活的体验还是已经被验明的经验，通过各种渠道抵达心灵的时候，都能让心灵变得更加饱满。“
郜元宝认为，固定在一个地方，不一定不好。跑来跑去，也不一定不好。他同样提到了阿来，曾经有人对阿来的创作提出质疑，有的国际汉学家认为阿来的藏族身份可疑，有的汉族读者则认为阿来的作品太过神秘。后来，阿来表示，他尊重不同意见，但作为一个作家，他的生活有局限，他只写他看见是真实的，至于看不到的东西，他想都想不到，也写不出来。
郜元宝说：“这是阿来的一种智慧，也道出了写作者的处境。无论是走遍五湖四海，还是一辈子没有离开家园，每个人都只能够写他所看到的，这个“看到”不是眼睛简单瞄一下，而是通过长期生活既看到又能写出来的。”
最高意义的批评就是写作
当问及学者创作对批评是否有影响？郜元宝谈到从学者转成作家的鲁迅，“鲁迅38岁的时候，才能还没有完全定形。他翻译了很多外国文学，后来回绍兴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再到北大上中国小说史的课，很快写了讲稿。再后来，钱玄同来了。鲁迅发现自己还可以干别的事，比如写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没有钱玄同和《新青年》，鲁迅可能就不会写小说，后人就会说鲁迅没有创作的才能，只有做学问的才能。这是中国文学非常生动的一个故事，一切都有可能，但不是一切可能都会变成现实。”
他认为那些优秀的评论家，除了依靠理论，还需要有很好的文学感受力，“这个感受力就是没有实现出来的文学创造力，两者是合二为一的。如果你把他批评的笔一下子扔掉，逼着他，他肯定会创作。”
对此，傅小平表示认同，他说：“从某种程度上，批评与写作是融为一体的，最高意义的批评是写作。那什么是理想的批评与写作？”
郜元宝谈到，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关系很难调和在一起，关系好的未必能谈得好，关系不好的，也未必谈得好。好就是好，坏就是坏，类似刀刃与磨刀石。磨刀是为了使刀刃更锋利，各有所失，也各有所得。
撰稿：陈 思摄影：隋 文编辑：邹应菊